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61年了。61年来，我们既经历了许多的历史磨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稍稍分析一下，便很容易看到，实际上我们的一系列成功，主要都是在邓小平领导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才取得的；在此之前，人民所经受的主要是磨难。而唯有一项外交成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由毛泽东断然决定与美国修好，实行联美抗苏带来的。自中美关系解冻至1989年“6·4”事件发生之前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外交进展最顺利的时期，也是我国国际环境最优越、国家安全最稳定的时期。遗憾的是，1989年后，我们的经济总量虽然继续迅猛增长，可是在内政外交上，却又重新陷入了困境，正所谓内外交困，备受煎熬。在内政上，因人民无权和分配不公而导致的社会矛盾正日益突出，具体问题暂且按下不表，我今天单来叨叨外交问题。
无须掩饰的困境
判断一个国家的外交形势好坏，首先要看这个国家的战略安全度；其次要看这个国家的外交获益度；再次则要看其国际环境的和谐度。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则可说这三个“度”都很少令人称心和安心过。
就国家战略安全度而言，我国先后受到以前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众多战略对手的挟制、窥伺和联合围堵，可谓四面受敌，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由于人口数量超过国土的承载能力，我国先后发生过多次严重的粮食危机，现在石油、金属矿和水资源的危机也已经显露无遗，生态危机更是直逼临界；资源和生态的危机，必然对国家的战略安全构成威胁。由于缺乏科技原创功力，我们的高科技工业和军事装备一直依赖进口和仿制，因而一直与最强大的战略对手保持着一两代甚至三代以上的差距；尖端战略武器方面，还没有达到确保全面和彻底摧毁最强大战略对手的能力。因而国防实力还远远没有达到足以确保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基本要求。
而更为严重的是，自从苏联解体之后，中国似乎根本就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向，不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潜在的盟友，谁是潜在的对手；以及什么是近患，什么是远忧；办起外交来总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毫无章法。例如，我们明知道无力与美国对抗，可是却又处处表现出一副要把美国作为战略对手的态势，与美国争斗不断；明知道北极熊贪婪狡诈极无信义，却又时不时拉着那只熊掌套几回近乎。结果是中国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可以信任的战略盟友，几乎完全处于孤立无援而且茫然无措的状态。这种状态无疑更加深了中国的战略危机。
就外交获益度而言，则我国总是打肿脸来充胖子，结果往往得少失多。曾几何时，我们首先是把大量的国土拱手献给凶残狡诈的斯大林帝国，并付出36万人员伤亡（其中牺牲18万）的惨重代价去替斯大林帝国和金日成王朝抵了炮火，而自身不仅一无所得，反而背上一身沉重的外债，最后被苏联逼得“吐血”，全国人民节衣缩食，忍饥挨饿才把那场战争的债务还清。其次是苏联解体后，中国既像是要把美国视为战略对手，处处唱衰美国，诋毁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却又把两万亿美元外汇存放在美国的金库里，结果终于抗不住美国人赖账的压力，而使人民币频频升值，美元储备急剧贬损，致使中国的民脂民膏天天都在太平洋里打水漂。我们今天为了“惩罚”美国的不义，就故意冷落一下美国而把大宗的订单和现金投向欧洲某国，海量购买欧洲某国的商品和债券；明天为了“惩罚”欧洲某国的无理，又故意冷落一下欧洲某国而把大宗的订单和现金送给美国，天量购买美国飞机和债券；如此风水轮流转，往往一年之中就要转几个来回。而美国和西欧原本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盟友，因此每一次“惩罚”都是以中国付出代价，西欧和美国甚至日本分别收获利益而告终。结果是既没有“惩罚”到美国，也没有“惩罚”到西欧或日本，唯一受到惩罚的便是中国自己。
中国办外交历来是只赚吆喝而不谋实利，中国号称先后在朝鲜和越南两度“打败了美国”，却不仅至今仍摆脱不了美国的战略遏制，而且连“同志加兄弟”的朝鲜和越南也频频叛逆而从不感激中国；中国经常唱响中俄友谊，可是俄国却毫不犹豫地在日本的利诱面前单方毁约停建中俄石油管道，并惨无人道地开炮击沉中国的商船，怂恿劫匪抢劫烧杀中国在俄商贩，还像西方各国一样对中国实行高科技封锁，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卖给印度而不卖给中国；中国在与苏俄的交往中损失最为惨重，教训尤为深刻。中国在自己的人民饿得皮包骨的年代，还拿出大笔的资金无偿援助所谓“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第三世界”人民，试图当个第三世界首领，然而许多受援国都对中国无甚感情。直到邓小平执政才基本停止这种无益的挥霍。
在领土问题上，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失去的就有近200万平方公里，比清朝还多！例如通过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在划界时再送4万多平方公里内蒙、新疆、察哈尔等地区的土地）就丧失160万平方公里；承认苏联对唐努乌梁海的吞并，又失去17万平方公里；在上世纪60年代中缅划界时把云南5万多平方公里的江心坡以及原属英国租借的云南瑞丽南坎地区8万多平方公里领土送给了缅甸；被印度侵占藏南9万平方公里（麦克马洪线以南）；把鸭绿江口的绸缎岛和薪岛的全部及吉林天池的大部分送给了朝鲜；把北部湾的夜鹰岛送给了越南（越南称白龙尾岛）；把喷赤河以东的帕米尔地区让给了塔吉克斯坦；1965年又把瓦罕帕米尔让给了阿富汗；1961年把珠穆朗玛峰的南坡以及南麓地区让给了尼泊尔；还有东海的苏岩礁被韩国占领，钓鱼岛被日本占领，南海的诸多岛屿被周边的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占领等等；至于南海石油资源被邻国强行开采等等丧权辱国的事件更是时有发生。当然，我们也加入了联合国，加入了WTO，也收回了香港、澳门和可怜的半个黑瞎子岛，遏制了台独势力，与台湾大大缓和了关系等等，但是，这一切，原本是根本不需费力折腾就可以自然获得的。更何况即使算上这些伟大胜利和收获，总体来讲，中国还是得少失多。
就国际环境的和谐度而言，则我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次发达国家和周边发展中国家始终摩擦不断，纠纷不绝。我们的媒体不是骂英国、德国，就是骂法国、日本或美国，当然更难免要责难韩国、印度、越南、菲律宾……反之，可以想象，我国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被别人所诅咒和责难。可以说，我国的外部环境毫无和谐可言。由于我们大多数情况下该硬时硬不起来，该软时软不下去，结果成了一个专会提抗议和骂街的口水大国；既没有一个国家因害怕中国而对中国俯首听命，也没有一个国家因感激中国而对中国真情相报，更没有一个国家因为景仰中国而对中国顶礼膜拜。与中国交道频密的国家，除了贫弱的非洲，几乎远远近近全是 “不安定分子”；连唯一一个历来靠中国喂养度日的所谓“盟友”朝鲜，都敢稍不如意就随时给中国踹上一脚。我国保护在华外国人的安全和利益可谓不遗余力；而我国商人却在俄国、罗马尼亚、吉尔吉斯斯坦、法国、印尼、缅甸等等诸多国家和地区遭受非法抢劫和烧杀（有些还是有关国政府所纵容的），中国除了派几架包机去把难民接回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有力的处置和应对措施。要是美国和俄国遇到这种情况，非叫肇事国赔偿十倍以上损失不可。这种状态足以表明，中国在世界上不要说什么重振雄风，就连一点点应有的大国体面都还没有挣得。
为什么会陷入困境
那么，我国为什么会一面被自己和世界公认为在不断崛起和变得强大，而另一面却又会频频丧权辱国，危机四伏呢？窃以为除了内政之不修之外，另一条根本原因，便是外交战略的严重失误。
我国外交战略的第一大失误，就是早期一厢情愿地把中国强盛的希望建立在苏俄的指导、支持和帮助上。毛主席他老人家先是向苏联“一边倒”，不惜将大量的国土奉献给贪婪无度的苏俄帝国，希图换得支持和帮助，结果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后又病急乱投医，再把国家的领土大片小块的分赏给周边诸多“小兄弟”，试图赢得周边小国的友谊，以便联小抗大，联弱抗强，共同对付当时迫在眉睫的“苏修”威胁，结果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而更加不值的是，中国在丧失领土的同时，还失去了曾经的伟大盟友–美国。致使中国一度落入“美帝”、“苏修”的双重战略压迫之中，弄得全国人民火烧眉毛，神经过敏，整日介“深挖洞，广积粮”，枕戈待旦，草木皆兵，简直闹得举国上下鸡飞狗跳墙。只有疯子才会带着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而且经济濒临崩溃的一个穷国走上如此危险的境地。而我们竟然还想当上“第三世界”人民的领袖，带领“第三世界”国家打倒“美帝苏修”，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广大“劳苦人民”。要不是当时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占据了国际关系的首要地位，中国人民就是真的再“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也挡不住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精确制导武器的轰击。
还好毛主席他老人家在晚年迷途知返，断然做出了一个他执政以来最为正确、英明的决定，坚决脱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甩脱意识形态羁绊，与美国修好，共同应对北极熊的威胁。这一正确决定曾经使中国一度走出了危险的峡谷，迎来了阳光明媚的外交新局面。然而，就在苏联解体前后，由于我们没有及时抓住机遇果断融入世界，以便适应急剧变化后的世界新局势，反而先后扼杀了胡耀邦和赵紫阳试图实行的政治民主改革，一意坚持要当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典范而不惜与主流世界抗衡，致使中国重新陷入了被主流世界甚至包括众多非主流国家视为现实或潜在威胁的、孤立主义的怪圈。世界历史上还找不到一个坚持孤立的国家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先例，中国也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先例。
我国外交战略的第二大失误是，在前苏联及东欧所谓“社会主义”集团解体之后，不仅仍然坚持所谓“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所谓“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在意识形态上坚持与美国为首的全世界民主体系分庭抗礼，并且事实上处处维护着主流世界所极为恼恨的金氏朝鲜、伊斯兰极端主义、缅甸军政府等封建独裁邪恶势力；几乎是世界上谁最反动最落后最残暴，中国就把谁引为知己，谁最先进最发达最文明，中国就把谁视为异类。而迫于不可抗拒的世界大势，我们又不得不使中国经济融入以美元为代表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结果是既使自己政治上空前的孤立，几乎成了全世界的众矢之的，而在经济上又无可挽救地落入了遭受美国控制的困境。我们一直以坚持不结盟为标榜，希图利用美俄、美伊、美朝，甚至美欧等等之间的矛盾，以俄、伊、朝、欧等为筹码，在美俄、美伊、美朝、美欧等等之间玩弄暧昧，以便两面获利。实际上这种浅薄的猴子把戏，不要说两个超级大国，连三岁小孩的眼睛也骗不过去。结果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俄国等等，都看出中国在处置国际事务问题上，往往态度暧昧，首鼠两端，缺乏诚意。事实上，无论在美国、欧盟还是在俄国，甚或朝鲜、缅甸面前，中国都没有捡到任何便宜，真正成了最大的外交输家。
我国外交战略的第三大失误是，自说自话地高呼所谓“永不称霸”和“和平发展”的口号；并以所谓“韬光养晦”为借口，对一些明显侵害中国利益的周边小国该出手打击时不敢出手；对一些应当搁置的领土争议不敢搁置，而不惜丧权辱国匆匆忙忙地与有关国家划定边界，单相情愿地试图以万事忍让、息事宁人来交好周边邻国，安定周边环境，以便由近而远地贯彻所谓的“和平发展”的外交方针。
由于我们在国际上高度孤立，因此一些感觉到了形势压力的“领导精英”便生出了一片天真的幻想，以为只要中国喊响了“和平发展”和“永不称霸”的口号，全世界的发达和次发达国家就一定会放心地任由我们一党专制、集体世袭的半封建政治体制以及以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系漫无边际地发展下去。其实，即使是傻瓜，也不会相信，一个与众多周边国家存在着领土争议的国家，在未来某一天有了足够占领争议地的力量之后，能够不去收复自己的失地和实际控制那些有争议的地方。且别说你称不称霸，首先你要收复失地和实际控制争议地，就不可能不诉诸武力。仅这一最近的战略目标，就与“和平外交”的口号构成了无法解释的巨大矛盾。因此，如果我们不能拿出更为高超的外交智慧和手段，即使是高喊“和平”喊破了嗓子，也不可能唤起别人的信任和互让。而在满世界强大的外交压力下对那些不该退让的势力越是退让，则越是丧权辱国。
人们看到，美国不仅从来不喊什么“和平发展”和“永不称霸”的口号，却仍然朋友遍天下；中国天天喊“和平发展”和“永不称霸”，却总是四面受敌。有首顺口溜说“美国是想打谁就打谁，英国是美国打谁我打谁，俄罗斯是谁骂我我打谁，法国是谁打我我打谁，以色列是谁心里想打我我就打谁，朝鲜是谁让我心里不痛快我就打韩国，中国是谁打我我骂谁”；可见在所列举的这些国家中，唯独中国没有一个可以下手出击的战略目标，而却谁都敢于冒犯中国。这首顺口溜说的虽是玩笑话，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外交战略在总体上的盲目性和在具体问题上的犬儒主义特点。
事实上，我国特别不能指望完全的“和平发展”，而必须随时准备一边发展，一边不惜以武力捍卫国家的领土安全和利益。适当地运用武力，不仅不会影响发展，相反，会促进国家的发展，同时还可以锻炼军队，提高战斗力和增加战争经验。但是，话还得说回来，毫无疑问的是，我们绝不能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中乱用武力，而必须首先要准确无误地选择和结交好盟友，最起码在政治外交上获得应有的奥援之后，才能在力所能及的某一个局部的关节点上实施武力突破。我们看到 1979年邓小平巧妙地访问美国，在获得美国默许支持之后，不顾苏联的威胁，断然出兵教训越南，那是何等地令人畅气舒怀！可惜这个外交场景也仅仅是昙花一现而已，至今再也不见了踪影。
如何走出困境
其实，如前所述，我国曾经在毛泽东晚年头脑唯一清醒时刻真正英明正确的领导下，一度走出过外交困境。这无疑是一个最好的鉴镜。它充分表明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任何一个国家，唯有摆脱了孤立，才能脱困。而一个国家要想真正摆脱孤立，甚至获得坚强有力的国际战略支援，则必须选择世界上最强大、最可靠，而且共同利益最多、最有可能成为战略伙伴的国家作为自己的盟友。1970年，毛泽东断然抛弃苏俄而投缘美国，实行联美抗苏，正是采用了这一非常实用的外交原则。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在一定时期内继承了毛泽东果断开创的这一联美抗苏的外交方针，致使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长达将近二十年的顺利期，其中包括顺利地开展了教训越南的自卫反击之战，直到1989年“6·4”事件发生，以及接踵而来的苏联垮台为止。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窃以为我国外交要想走出困境，最高当局必须要拿出毛泽东晚年实行联美抗苏的战略大转弯那样的大气魄、大胆略、大智慧和大举措，同时也要避免毛泽东早期乱送国土那样的大天真、大慷慨和大失算；要有开创性的外交新思维和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的外交大智慧，要有俯仰天地、洞察未来的灼灼目光和持之久远的长期战略规划和战略预谋。具体来说：
第一，外交突围必须彻底改革国内政治经济制度。
内政永远是外交的基础。内政不修，外交局面无法根本改善。因此，我国最高当局必须果断摆脱意识形态的困扰，勇敢地把中国人民领上自由、民主、民权、民生全面开放优化的、依法治国的新境界，使我国在政治、经济体制和人权准则上与国际主流社会真正彻底接轨。我们的党只要确信自己能够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不必害怕失去执政权，人民不是傻瓜，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否则，即使拥有再强大的专政机器，也迟早终有一天要被人民赶下台。与其酝酿一场血腥残酷的暴乱或曰革命，造成全社会重新洗牌，还不如抓紧领导好政治、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还利于民，还自由于民，努力完善美好形象，争取继续执政，永立不败之地。只有真正实行民主的政治、自由的思想和言论、完整的人权、完善的法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使中国摆脱政治上的孤立，真正融入国际社会。这一点，毛泽东在延安就曾做出过承诺，邓小平曾打算付诸实行，只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毛泽东在执政之后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而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开了一个好头，但中途发生思想波折，以致最后来不及彻底实行；致使中国落到了今天这种困境。不过近年来温家宝曾经在多个场合多次公开明确地阐述了他（实际上是胡温体系）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民主改革和开放人民思想言论自由的迫切心愿，使人民看到了一点国家进步的希望。
有的人说，俄罗斯彻底走上了政治民主的资本主义道路，可是仍然遭到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的围堵，可见政治体制改革并不能使中国的外交困局获得改善。这种看法显然缺乏常识。俄国之所以遭到北约抵制，是因为俄国希图维持前苏联侵占的诸多东欧国家的地缘战略利益，因而与北约之间发生了直接的地缘战略利益之争；且俄罗斯自沙皇时代开始，就一直对整个欧洲虎视眈眈，素有吞并之野心，故而一向令西欧国家为之胆寒。而中国与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远隔万里，没有直接的地缘利益之争；美国和西欧各国虽然担心中国强大起来之后会独霸东亚、东南亚甚至南亚，但他们不会担心中国武力侵略欧、美并吞并他们的领土。从未来发展来看，中国受到人口极限和国土资源的制约，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只有发展成为一个地区性大国的可能，而不可能很快发展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但俄罗斯已经突破了体制障碍，如果他采取适当措施迅速把人口提升到五六亿的规模，那么，他立即就会重新成为一个跟前苏联一样足以威胁整个西方世界的超级大国。因此，对于北约集团来说，俄国的威胁是对他们最直接、最现实、最严重和最危险的威胁。为了应对俄国的威胁，美国和西欧集团完全具有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甚至建立战略联盟的需要。这就是中国与俄国的根本区别，也是中国与西方交好的共同利益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进一步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为了迎合西方世界或为西方国家谋利益，而是切实为中国人民自身谋福利和为了中华民族自身的振兴和发展之所必需。中国也不一定完全照搬美国的政治模式，而只需要把我们现有的模式加以改造，在实质上把权力和自由还给人民就行。如果中国与西方主流世界实现了政治和经济制度上的彻底接轨，则无疑大有利于加深加强中国与各民主国家之间的沟通和相互理解及信任，从而结束自我孤立的不利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