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会愿景:回应民生期待,见证中国梦

如果放宽历史的眼界,“十二五”在中共及中国之历史地位,正好成为新中国第三个三十年的新起点。区别于1949和1979,富于远见的观察家将这次全会定义为新中国“第三次转型”的滥觞。68岁的温家宝接受CNN访问时,一字一顿地说“风雨无阻,至死方休”。这样特殊且又坚定的表述,给国人留下了颇具意味的解读空间。

21世纪经济报道 10月15日,初秋的北京,蓝天碧澄,万里无云。

位于长安街西侧的京西宾馆,红旗招展。清晨,一辆辆黑色的奥迪车,鱼贯而入。宾馆周边,散布着佩戴着特警标志的警务人员。大门外,多家新闻机构的主持人在架起的摄像镜头前,神情庄重。

备受各方瞩目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在这一天的早上拉开帷幕。204名中共中央委员以及167名中央候补委员,将闭门讨论中国所面临之大环境和大形势,研究近期以及短中期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之策。

依照官方媒体公布的会议议程,在为期4天的会议中,由37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将讨论并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文简称“十二五”规划)文件稿。

如果放宽历史的眼界,“十二五”在中共及中国之历史地位,正好成为新中国第三个三十年的新起点。区别于1949和1979,富于远见的观察家们将这次全会所形成的历史性篇章,定义为新中国“第三次转型”的滥觞。

但就短期来说,“五中全会,直接关系到即将到来的建党九十周年以及十八大的召开。”中央党校叶笃初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如是解读。

聚焦“十二五”

毫无疑问,“十二五”规划,肯定是本次五中全会最大的看点。

在9月28日,由胡锦涛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政治局委员们已经听取了“十二五”规划文件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后修改情况的报告。

此后,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安排,中共将其意志最后上升为国家的意志。这些程序主要包括:在本次全会上讨论通过建议稿,然后付诸明年全国两会,在两千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审议通过后,经正式予以颁布后实施。

自1955年始,中国编制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框架体制,到2005年,共编制了十个计划。而在“十一五”时,由“计划”转为“规划”,更加突出了从具体、微观、指标性的产业发展计划向宏观的国家空间规划的转化。

有评论称,从“一五”计划开始实施工业化战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一场拼体力、拼智力、拼耐力的接力赛,那么“十二五”时期无疑是最关键的一段赛程。

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已接近4000美元,这就意味着中国已经完成了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跨越,开始进入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新阶段。

而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危机意识已经在高层发酵多年。

“今天的战略机遇期与五年前、十年前的战略机遇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好中有忧,要有强烈忧患意识;危中有机,但要清醒冷静。”中央党校辛鸣教授对本报记者表示。

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观察,不难发现改变已经开始。

在是次会议上,除了继续强调“科学发展观”这样的经典治国方略表述外,还提到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所必须秉承的“五个坚持”:

“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在辛鸣教授看来,中国共产党要在五中全会上提出执政党的思考、要求与部署,通过“建议”为“规划”校音定调。

据本报记者获悉,新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中,将针对很多国家发展中存在的长期根本性的问题给出解答。

比如,以启动内需问题为例,多位专家均表示,促进消费是调高中国经济内需型增长的根本途径。从消费的需求看,重点在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从城市与农村来看,方向在统筹城乡发展,将农村巨大的潜在消费能力逐步转变为现实的消费能力。

因此,在“十二五”规划中,或将进一步厘清内需中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在扩大内需的政策制定中,更加注重发挥投资与消费的协调拉动作用,把增加消费需求作为主要的着力点。

把投资增长更多与扩消费、惠民生结合起来,实现一举多得。如推行保障性住房,既拉动投资,也带动了居民的消费需求。这些实操建议陆续进入决策层视野。

另一方面,由于扩大消费的关键,还在于要大力提升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这就涉及到收入分配的问题。收入分配关系不仅关系消费能力,而且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甚至关系民心向背。而解决此问题,又将牵涉公平与效率、劳资关系、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利益协调等复杂问题。

因此,在“十二五”规划中,亦将更加注重就业、创业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特别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一个合理的机制,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上述专家表示。

依照官方媒体的表述,“十二五”规划的制定被视作是描绘中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民主民生方面的发展路径与全景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常修泽教授更愿意将“十二五”这五年,视作是中国发展的又一个重大的机遇:“中国应紧紧抓住历史给予的机会,将发达国家一两个世纪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过程浓缩到同一个时代,从而形成与发达国家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改革之翼

9月16日,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时的致辞中,首次提到了一个新的概念“包容性增长”(inclusivegrowth)。

按照胡锦涛在致辞中的表述,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距离五中全会召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央领导人提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表述,有敏锐的评论者很快注意到这个“新鲜词”所蕴含的价值。

“‘包容性增长’其实是对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要求,前提是满足人的自身发展的需求,而这个增长必须在利益协调中满足多数人利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

利益协调,已经是“改革”的题中之义了。

更有政情观察人士注意到了近期一个值得回味的现象——中央领导人频繁触及深层次的改革话题。

9月6日,胡锦涛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明确表示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而总理温家宝亦在近期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互动关系。

更有权威人士在官方媒体上透露,本次“十二五”规划,将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容,它还将“触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全方位的改革内容”。

如果将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发展,作为观察五中全会的一个视角的话,无疑,“改革”的纬度,亦将成为解读的另一不可或缺的视角。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甚至预测,本次会议可能成为类似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会议,将确立中国发展方式的第三次转型,或者说拉开中国第三个30年改革的大幕。

如此的解读,其实同中国当下所处的现实语境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中国过往历史来看,三十余年的改革实践证明,中国的每一次经济腾飞都与改革领域的狂飙突进密不可分。“十一五”期间,中国发展步入了一个快车道,改革在多个层面全面铺开。中改院最近的一份专家问卷调查显示,有79.10%的专家认为“十一五”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56.78%的专家认为在局部领域有所突破。

但是,不容置疑的是,改革在某些关键领域仍处于“裹足不前”的尴尬境遇。

特别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防止经济下滑,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了“重发展、轻改革,重政府、轻市场”的趋势,严重制约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一些涉及多部门的综合性改革成效不大,比如垄断行业改革滞后,财税体制改革未能如期启动;另外,行政体制改革滞后,尚未有大的突破;中央与地方关系仍未得到理顺,创新体制的运行效率并未有明显的提高。

因此,多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均表示,“十二五”时期,中国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形成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都有赖于体制的进一步创新与改革的深入推进。

“我国在‘十二五’期间需要尽快启动第二次改革。第二次改革与过去30余年的以单项突破为特征的第一次改革相比,是一揽子的综合改革措施。”迟福林表示。

上月底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亦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并强调,制定“十二五”规划,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决策者对于改革的紧迫性有此体认,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而言,当属幸事。

以史为鉴,世界上一些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由于收入分配差距大、城市化以大规模贫民窟为代价、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导致了这些国家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若想避免也落入此种境遇,需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大力推进陷于深水区的改革,以期实现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转型。

亦有权威人士透露,在“十二五”规划牵涉改革的领域中,或将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资源价格改革以及财税体制改革等方面有更多的着墨。

“第三棒”起跑

“在我们党内领导干部和搞党建的学者眼中,一直把中央全会视作是‘出战略’的地方。”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对本报记者表示。

毫无例外,本次五中全会,也吸引了众多的关注目光以及各种解读之声。关于高层人事方面的问题,继四中全会之后,亦成为本次媒体关注五中全会的另一焦点。

对此,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则表示,其实《党章》中就有着明确的规定,根据《党章》规定,中央委员的递补等人事变动,要根据条件和需要,须召开全会决定。因此,如果中央有大的人事变动,也会在全会上讨论的。

执政党会不会抛出更多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内容,会不会在四中全会的基础上对于党内民主建设乃至政治体制改革有新的表述,也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9月23日,温家宝在接受美国CNN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访问时,这位68岁的老人一字一顿地说,“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这样特殊且又坚定的表述,再加上《时代》周刊封面上温家宝本人略显严峻的面孔,给国人留下了颇具意味的解读空间。

五中全会,因寄予太多的期待,面貌甚至有些驳杂起来。

然而,如果你把镜头摇开,向历史深处推进,或许便能觅得一个略显清晰的解读思路。

早在1955年10月,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便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会议上预言:

中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将来的趋势如何?趋势是: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大幕之后,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在1979年12月6日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首次提出“小康社会”概念,并表示要到2000年在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里面实现“总体小康”。

此后,目标进一步被提升。

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而在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更提出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

岁月荏苒,光阴如流水,自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到今日中国这个巨人逐步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五十余年间,中国发生了或许毛本人也根本无法预料到的变化。

统计数字显示,“十一五”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1.4%,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排到世界第二位,人均GDP已经超过3700美元,迈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不久前,中国的GDP正式超过日本,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现在,以五中全会以及制定中的“十二五”规划为契机,中国又将站在一个新的起点,接过前面的一棒,继续跑下去。

“这种转变对中国老百姓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十二五’的发展更加关注民生。”中央党校辛鸣教授表示。

可以预见,五中全会,将回应这个期待,见证中国梦。

马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