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的中国

1909年,清军“海圻”号巡洋舰访美,在美国本土进行了中国海军第一次阅兵。

回溯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城的第一声枪响,辛亥革命距今天已九十九年整。暂且搁下为辛亥革命穷究种种光荣与伟大,将政治意义宏大的话题留给一年后的百年纪念日吧。不妨先把视角前移至革命的对立面,审视清王朝的最后岁月。因此,也就有了这次“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座谈会,以及下面三万多字的座谈纪要。

山雨欲来的不确定感贯穿着晚清的最后十年,而这也正是本次座谈会最为关注的时间节点。在革命思潮渐成气候、地方势力尾大难掉的困局之中,国步方蹇的清王朝展开了看似生机勃勃的十年改革豪赌,大办新政、预备立宪、废除科举等举措也让王朝末世一度颇具中兴气象。但正如一位与会者所言,清末最后十年最令人感慨的,莫过于这是一部事与愿违的历史。大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在武昌城的枪声之后戛然而止。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沈渭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研究院教授)

杨国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研究院教授)

周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自义和团运动之后,大量读书人就不再相信政府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

罗志田:虽然指定我谈废科举的影响,我想,从辛亥革命前十年的义和团开始,中国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恐怕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将“怪力乱神”的事放到了中央最高的政务会议上来讨论,并将之作为决策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当时的国策。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说明当时朝廷上主政的一部分人认为正统的思想资源已经不起作用了。过去历史上也有一种常见的反智说法,就是所谓“读《孝经》以退黄巾”,说的是读书人没有用,遇到农民起义只能口诵《孝经》,希望这样就可以应对武装和暴力。但那只是民间的言说,到了朝廷真正用“怪力乱神”的东西作为政策依据的时候,表明主政者也认为类似《孝经》这样的正统思想资源已经无法解决当时的问题了。在那之后出现了更大的变化,寻求思想资源的眼光向外发展,所有中国的思想都不想要了。义和团是近代最后一次从中国传统思想里找资源,不过找的是比较异端的“怪力乱神”的部分,而这是为读书人所不齿的。义和团最后也失败了,但这次的失败不仅仅是一次打仗的失败,而是朝廷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站到了整个价值体系的对立面上。就像当年曾国藩等读书人要起来打太平天国,就是觉得那边崇奉的是异端的耶稣教;这一次则是朝廷援引了内部的异端,同样引起了大量读书人的不满。所以自义和团运动之后,大量读书人就不再相信政府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

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政府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体制或结构问题。中国的传统政治,至少从唐中叶以后,是一个小政府的政治,接近于西方经典自由主义那种社会大于政府的概念。我们常说过去是中央集权,那只是在中央所在地这一区域才体现集权;到了地方上,则大体是一种比较放任的政治。这是一种管理成本很低的模式,资源需求不多;也只有采取这样的管理模式,才不需要大量征收赋税。清政权能较稳固地存在,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清初那句“永不加赋”,让很多读书人认同了外来政权的统治。而加不加赋,重要的就在于你的管理需要支出多少钱。只有减少支出,维持一个不作为或少作为的小政府,才能做到“永不加赋”。近代改革中提出了所谓“富强”的概念,这不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儒家强调的是国家不与民争利,对外不能多欲,才能够内施仁义。

小政府模式最怕的就是“天下有事”,这种资源匮乏的政府,就连应付天灾都感乏力,更不用说打仗了。而近代的一个新形势,就是康有为强调的从大一统变成了万国林立的竞争局面。外来的压力接踵而至,中外的竞争既严峻又迫切,迫使中央政府一定向一个有作为的大政府转变。大政府的观念在中国是很晚才出现的,现在讲可能是正面的,在当时绝对受到诟病。对今天改变了思想方式的人来说,政府要为人民服务,就要向人民收钱;就像人民在议院里要有代表,政府才能体现人民的意愿一样。这些都是近代西方典型的大政府观念。晚清的困窘在于,一旦中央政府选择了富强这一目标,就不能不在政治伦理和统治模式上做出根本的结构性改变。但当年的政府,以及关心国是的多数读书人,恐怕都没意识到这一点。

对清末的十年而言,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体制或结构是否改变、怎样改变,以及以什么样的速度改变。科举制的废除,只是其中的一个体现。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废除一个实施了上千年的制度,体现出政府的决心有多大。

现在就以废科举为例来看这个体制或结构的问题。废科举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办新学,而最先出现的问题就是钱不够。以前从民间的私塾到半官方的书院,都是一种低成本的教育。学子看的书可以是五百年以前的,甚至是两千年以前的,后来都还可以继续看下去;一家人买一套书,可以传到好多代以后。但新学堂是跟外国学的,教科书要随时编随时改,很花钱;又要设相当于校长的监督,还要教唱歌,教体育,教外国文,这些都是以前的私塾和书院的老师教不了的,必须以高薪从外面聘请。

钱不够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关键是不够的钱从哪里来。对政府来说,办学的大部分经费是要从民间出的。可是到底谁出?这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除了更早与今日所谓国防相关的办理制造局、办海军、练新军外,清末新政,大体以学务为先。刚开始办学的时候,筹款还相对容易。地方上有各种各样的“会”,都有多少不一的“公费”(晚清的“公”在官与私之间,这不是今天所说的“公款”),大致可以从中募到办新学的钱。但过不了多久,其他新政又来了。随着学务而来的一整套面向富强的新政,样样都需要钱,都是需要政府投入或者政府引导投入的项目。

而当年的清政府并未改变其政治伦理,因而也不打算改变其政治模式。当时与新政相关的政府公文中常有一条很重要的内容,叫做“官不经手”。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类似自由主义的小政府模式的一种延续。过去我们这些习惯了大政府模式的研究者,往往忽视这一条文。问题在于,官既不经手,又要推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出钱而“给政策”,事实上会让真正出钱的人很不舒服。而且各种“会”里的“公费”总数是有限的,很快就用得差不多了。于是款子就逐渐转向相对富有的绅,并进而转向一般的民。这些款项和巨额战争赔款以及外债等,最终都落实在老百姓身上,成为不小的负担。

与废科举同时,还有一个过去注意不够的事件,就是北洋新军的演习。那次演习花费了一百万两银子,在当时受到了中外的关注。过去一直指责慈禧太后挪用的海军军费,也只是号称八百万两;而这次不过操演一下,就要支出一百万两,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在中央政府没多少钱,又不怎么主张收钱的状态下,能进行这样的演习,体现出一种观念上的大转变。对这样的变化,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不是很在意,但当年在华的外国人却很关注。那时的外国评论说,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过不了多久,中国军队会成为一股非常可怕的力量。这与现在西方一些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是一样的——正是西方引导和推动了一个“尚武”中国的兴起,但其又不愿看到一个这类中国的兴起。

那次我们不太注意的演习,也是在1905年,所以废科举和新军演习都是一个大事的不同面相,都反映出一个结构性的体制转变。在我看来,这是最后导致清政府崩溃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小政府模式的基本准则就是政府不作为或少作为,只有不扰民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如果政府要有作为,就需要花钱。那时的经费来源,要么加征各种临时性的费用,要么就借债,两者都是当时所采纳实施的。后来借债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卖国”的行为,其实就当时的政治伦理而言,这可能是最合适的一个办法。借债总好过加赋,加赋就立刻失去统治的正当性了。但对当下出钱的人来说,临时性的征收与常赋差别不大;而借钱要还,最后还是要转嫁到基层的百姓身上。所以为富强而大幅增加开支,是一个让人非常不爽的时代。

同时,上面的政府也很无奈,不论是外国要求改革也好,还是中国自身寻求改变也好,只要以富强作为目标,并以西方的做法来进行,就每一样都要用钱,而且从过去的观念看,其中不少是当时一般人眼中未必急需的支出。最显著的,就是增加了一个管理的费用。现在我们很多人认为最体现西方优越性的就是管理,这是我们中国人不擅长的;其实中国过去不重管理,是节约了很多开支的。以私塾为例,假设以前办私塾十两银子可以运作一年,现在新学堂增加一个管理人,他一年可能就需要十两的工钱。教育还相对简单,其他方面的管理费用,还会更高。这样的支出,是地方无法承受的。

所以,这基本就是一条不归路——不改革则不能解决问题,而要推行新政就需要花钱;且多一项改革举措,就增进一步经费的窘迫,直至破产。即使没有其他事情发生,这样的情况也维持不了多久。

我想,对清末的十年而言,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体制或结构是否改变、怎样改变,以及以什么样的速度改变。科举制的废除,只是其中的一个体现。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废除一个实施了上千年的制度,体现出政府的决心有多大。同样重要的还有清末立宪的决定,这是否定皇帝自身统治正当性的一个决策,表明当时政府寻求改变的决心的确很大。一旦实行,皇帝就真成虚君了。过去有人把这一举措说成是欺骗,可能把清政府想象得过于高明了。清廷是否认识到人民是可以欺骗的,并有意将欺骗人民诉诸朝廷政策,我是比较怀疑的,因为那简直清醒得像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了。当年起决定作用的,可能还是新政背后的体制或结构问题,以及义和团运动对读书人产生的根本影响。

废科举兴学堂之后,通过读书改变身份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还产生了两个根本的变化:一个是贫富的决定性增强,另一个是资源日益集中在城市,乡村慢慢衰落。

实际上,科举制的废除,其影响远超过辛亥年的政权鼎革。

现在有人讲“中国梦”,过去所谓的中国梦,就是可以通过读书的手段,改变自己的命运。科举制从理论上来说是一种开放的制度,只要你书念得好,就能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很多人说这是对地主有利的一种体制,其实不完全是。当时的农村,一个人书念得好,可能全家族全村的人都会出钱供他念书。以前有公田制度,公田在中国的乡村里曾占很高的比例,其规模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很多。毛主席当年做调查的时候,地方的公田还有10%到20%,那已经是1931 年了。当然,公田往往被有钱有势的人所把持;很可能当初公田的形成,也是这些人付出较多。而公田的收入,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来资助家里没有钱但能读书的人。考中秀才可以领到多少米,考中举人可以领到多少肉,一直到毛主席做调查的时候,还是这样,不过那时领米领肉的也包括新式学堂的毕业生了。

尽管因为名额有限,科举考试中实际考上的并不多,但是制度的开放,给人们一种希望、一种鼓励。而且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是一种低投入的教育,一本参考书可以用几十年,只要不是所谓赤贫,一般人也还可以负担。加上大家族、公田等地方体制的支持,对贫寒子弟来说,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希望,多少是存在的。

这种情况,到废科举之前的几年已发生一些变化。废科举只是最后的一步,废之前还有一个改科考。例如以前要小楷写得好,后来不那么注重了。重要的是科考的内容改了,以前考四书,后来考新学、考算学。又如把经学放到后面较次要的场次,把史学提到前面更重要的场次,这让我们这些搞历史的人当然很满意,但是对于当年那些考生来说是很困难的。这类改变,对读书人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你住在比较偏远的地方,跟不上时代的变化,那么继续练毛笔字,继续念原来的书,最后到了考场才发现都不一样了,连考试参考书也变了,就什么都来不及了。这就改变了考试的公平性。以前每个人可以预期自己在考试中有怎样的表现,就能进入某一级优秀的行列,但是废科举之前的改科考,已经把上升性社会变动的途径部分修改了。

科举制的废除,当然是更彻底的变革。在那之后,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所谓的“士”就没有来源了。以后的读书人,就是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必须出自新学堂。而新学堂除了需要花很多钱之外,还有年龄的限制。以前百岁也能做童生,并且被看作是天下盛世的一个盛举。新学堂基本上三十岁以上就进不来了,再后来是二十五岁、二十岁,年龄逐步往下降。习惯了新体制的今人,不易领会年龄限制带来的影响——一个人若在很小的时候因为各种条件未能进入新的教育体制,他一生也就基本没有机会走读书上进之路了!对当年所有怀揣“中国梦”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人生阻隔。

除年龄外,废科举兴学堂之后,通过读书改变身份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还产生了两个根本的变化:一个是贫富的决定性增强,另一个是资源日益集中在城市,乡村慢慢衰落。以前念书的人主要都住在乡村,没有多少人需要到城里去为考试而复习。后来学校集中在城里,还要有钱的人才念得起。这样,对于乡下的穷人,这条路基本就已封闭了。然而中国人口中数量最大的,恰是这一群体。

年龄的限制、城乡的差别和贫富的差距,导致读书人群向着特定的方向转变。士没有了,产生了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我比较关注的边缘知识分子。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其教育,不能整天呆在乡村的家里,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还看到国家民族在世界竞争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就寄希望于革命。他们从想革命、说革命到领导广大没读过书的人民干革命,最后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维新变法,我们过去大半把它看作思潮、时潮和政潮,但就社会一面而言,它实际上又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员和招聚。这种动员和招聚以思想为播染,使读书人中最活跃的一部分脱出了旧轨,从而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生存环境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而后,是这些人自成一类,成为一种过去所没有的社会力量,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激亢而且不息的思想震荡。

杨国强:梁启超1912年秋天回国,其时由武昌起义而搅动天下的那一段历史刚刚过去。在他到京之后的第一次演说中,开口起讲和深致感慨的,是“鄙人去国十五年”,回来看到“国中所经变迁,殆视百五十年为尤剧”,无论物质的方面精神的方面,“以昔况今,皆如隔世”。时当革命推翻帝制之日,他总括十五年而总论之,显然是把十五年里的变化同眼前之鼎革连成了一种因果。张謇后来追论“晚清朝政之乱”,以说明“致此革命者,非他人为之也”。其间举为大端的,是“戊戌仇帝,仇小臣,卒仇清议;庚子杀大臣,杀外人,卒杀无辜之民”。他是身历其境的过来人,说的都是阅历所得。我想,以梁启超说的十五年为时段来为辛亥革命说前史,则维新变法和志田教授所举的义和团都不能不进入视野。而革命的历史也因之而由片断变成了真正能够理解的一个过程。维新变法,我们过去大半把它看作思潮、时潮和政潮,但就社会一面而言,它实际上又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员和招聚。这种动员和招聚以思想为播染,使读书人中最活跃的一部分脱出了旧轨,从而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生存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比如章太炎当日正在诂经精舍里读书做学问,因被动员招聚而入时务报社,就此卷入时潮并且越走越远。与之相类似的翰林蔡元培、举人吴稚晖等等,都是这样为思想所招聚而大变趋向,也都是这样一旦被动员出来之后就回不到旧轨之中去了。而后,是这些人自成一类,成为一种过去所没有的社会力量,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激亢而且不息的思想震荡。两者都在戊戌变法之后长久地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并累积其急切和激昂,对后来的辛亥革命来说,既是直接的影响,又是深远的影响。在十五年里,导引了后来的变迁。

另一个变化在于朝廷扑杀戊戌变法,同时扑杀了旧邦新造的种种主张,遂使洋务新政以来的中西交争和新旧交争变成庙堂上守旧一派的一边倒。由于守旧的一边倒,才能够造成后来怪力乱神之能够源源进入庙堂而四布于华北的朝野之间。由此引起了庚子事变,以及八国联军入北京和西太后的仓皇西狩,之后,是朝局全变。彼时的一个京官曾举戊戌与庚子之间的嬗蜕,说是“戊戌后所杀者,除杨侍御外,皆南人也,今皆北人。戊戌皆汉人,今除天水尚书外,皆旗人也。戊戌皆少年新进,今则皆老成旧辅,反手复手,顷刻间耳”。其结果就是庙堂内的守旧一派又被全部扑杀。遂使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无人敢以守旧自命”。其实新旧交争之日,双方都在互相约束之中,从而每一方都不能没有一个限度。因此由守旧开始的庚子事变以守旧的崩溃和摧折为了局,同时造成的,则是用东西洋学理来改造中国的单面独进和脱辐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至有四千年史扫荡之语。惟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拿破仑、华盛顿所制造,卢梭、边沁、孟德斯鸠之论说,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诸人访求而后得也,则心悦诚服,以为当行”。这个过程与中国人在“四邻竞集而迫拶”下的“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相交缠,但由此形成的以骛新为强势,则又因其单面独进而很容易演化为一厢情愿的激越、盲目、急迫而且漫无边际。然后才有晚清最后十年也就是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殆视百五十年为尤剧”的种种变化。这种变化使传统中国的思想结构解体,也使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解体。辛亥年的革命继之而起,遂成了一场成功太过简捷的革命。

在我看来,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就是知识分子找出路的一场运动,包括个人出路、国家出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