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美国过去和现在都比我们更自由更社会主义

要骂美国人的“恶习”,更要学美国人的民主;要维护中国人的权益,就要改革中国的体制。

姚洋先生最近一再把“中性政府”作为“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他认为别国的代议制政府不是代表富人实行“右派”政策,就是代表穷人搞“民粹主义”,只有中国政府既不是穷人、也不是富人的附庸,所以既不怕得罪穷人(他举的例子是国企改革一下子让4000多万工人下岗,别的政府都不敢),也不怕得罪富人。这个说法倒是描述了许多事实。但他说这种“中性政府”只是中国才有,就未免少见多怪了。

其实皇上“对所有人都一样”,不像代议制政府总是要顾及他们的选民(左派的穷人选民或右派的富人选民)——这种“中性政府”理论早在100多年前就被人用来描绘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沙俄模式”特征。俄国的极右翼思想家萨宗诺夫(Г•Π•Сазонов)当时说:西方的“统治机关是选举的,选出来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他们欺压穷人。俄国的统治机关不是选举的,一切都由专制沙皇来管,沙皇高于一切人,既高于穷人也高于富人,……沙皇对一切人都是公道的,不论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转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7卷115页。)

然而,问题在于这个穷人与富人都无法制约的“中性沙皇”自己就是个强势利益主体,他玩起自我谋利的“政府公司主义”来蛮不讲理,也是“不论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无怪乎据说是代表富人的俄国自由派固然向往西方的代议制,自认为代表穷人的列宁当时也羡慕代议制的西方,并大骂“中性沙皇”:“这种话完全是撒谎。哪一个俄国人都知道,俄国统治的公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里,工厂的工人和种田的雇农也都能参加国会:他们在全体人民面前自由地讲工人的贫苦生活,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比较好的生活。谁也不敢禁止人民代表讲这种话,没有一个警察敢动他们一根毫毛”。(《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7卷116-117页。)

所以,中国不是福利国家并不能证明中国就比西方更“自由放任”,正如中国垄断、管制与特权的发达也不能证明中国是个福利国家一样。事实上,陈志武、李维森等先生近来一再指出的中国政府聚敛财富占到国民财富如此高的比率,就与所谓“比西方更自由”的经济完全是相反的图景。

的确,中国地方政府竞相入市牟利的所谓“政府公司主义”现象打破了改革前中央统制下的死气沉沉,确实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原因之一,但政府利用权力“自由牟利”与民间的经济自由完全是相反的东西,这应该是任何经济学尤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常识。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不是20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或 “人民资本主义”,但也不是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如果一定要在历史上寻找相似性的话,它倒更类似于17世纪原始积累时代、“重商主义”时代或“旧济贫法”时代的“资本主义”。众所周知,那个时代的“重商主义”不是民间工商业受到尊重,而是政府“重”视对工“商”活动的管制与垄断,甚至重视自己入市牟利!那个时代的“旧济贫法”不是穷人有权利要求政府救济(如同民主时代的 “新济贫法”那样),而是政府有权强行收容、圈禁、管教、惩罚穷人(因此当时又被称为“血腥立法”)。而那个时代的官办经济,无论是国家(皇家)企业还是国家(皇家)特许垄断公司(如东印度公司),都既不是自由经济中与民企具有平等民法地位和交易权利的市场法人,也不是福利制度下公共服务的财政承担者,而就是“公权私用”的聚敛机器。无怪乎不仅今天自由经济学的鼻祖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等古典学派对此反感,社会主义的祖宗马克思也认为这样的“国家干预”与“国有经济”比自由放任更反动!

但是如今的全球化中的确出现了一种现象,那就是似乎“20世纪的资本主义”竞争不过“19世纪的资本主义”,“19世纪的资本主义”又竞争不过“17 世纪的资本主义”。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未必可持续,但是它应当引起关注。那种以“地方政府竞争”来解释“中国奇迹”的说法倒是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好多地方不择手段地竞相“招商引资”,其提供的条件的确具有任何民主国家(无论是福利国家还是偏重自由竞争的国家)无可比拟的吸引力,这条件当然包括低工资低福利,但也同样包括低自由——比如任意圈地拆迁带来的用地便利、野蛮城管驱逐穷人创造的“高贵城市”、禁止工潮降低了所谓“交易成本”等等。我想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无论“新自由主义”者还是凯恩斯主义者,能够把这些谓之“自由”,甚至是“比西方更自由”!

福格尔影响与苏利文影响:“20世纪、19世纪与17世纪资本主义”的竞争?

但就是这些条件促进了“中国奇迹”。其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并不是个太深奥的问题:如果说“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力”在全球化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增长率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一个没有工会、可以任意圈地的国家比工会发达、圈地困难的国家(如中东欧国家)哪个更能“招商引资”,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至于血汗工厂比福利国家有“优势”,就更不用说了。不要说国际竞争,国内竞争就明摆着:美国的汽车业,工会强大、福利最好的底特律三大“社会主义汽车厂”现在都陷入谷底,而美国南方那些工会弱、福利少的日韩资“资本主义汽车厂”日子都还可以,要是他们再像我们那样用“农民工”搞“原始积累时代的汽车厂”呢?那还不兴旺死了,能有我们中国汽车业的戏?最近沃尔沃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高福利国家瑞典的沃尔沃几年前就不行了,卖给了低福利国家美国的公司,现在美国又不行了,再卖给负福利国家中国的公司,整一个故事刚好坐实了张五常的那句话:天下大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

过去他们为什么行?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人比我们的卖命,而是因为今天好汽车所仰赖的一切,从原理、技术、材料到款式都是他们的发明创造(这就是他们“模式”的优势)!我们如果不加入全球化,工人再卖命也只能造些没人要买的“老牛车”。但是现在全球化使我们能够把他们创新的那一切都学得来,而我们能使工人如此卖命,他们却学不来。于是我们就显得比他们行了。道理不就那么简单吗?

问题就在于:如果我们靠这种“优势”真能把他们竞争垮了(前提当然是我们自己要继续为这“优势”付代价,而且由此积累的矛盾不会爆发),全球汽车业就靠我们这种“卖命模式”一家独大,那今后谁来创新呢?全球汽车业的未来在哪里呢?如果全球只剩下血汗工厂,没了“西方模式”下旺盛的购买力,我们的产量再大又让谁来买?我们“模式”最大的问题即产能过剩的问题到那时不会蔓延到全世界吗?

这样的“低人权优势”的确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我曾征引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对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效率”问题的研究来说明这一点。而相反的趋势,即全球化条件下也存在着“高人权”地区对“低人权”地区状况改变的作用。我曾引证当年欧美在南非的企业实行“苏利文原则”(外资企业不搞种族隔离,并引进西方式工会等)促进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与黑人权利的进步来说明。我把这两者分别称为“福格尔影响”与“苏利文影响”。总之,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互相影响明显增强,但哪一种影响最终胜出,并没有一种决定论的答案。

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谁“学”谁?

事实上无论政治关系如何,只要经济上加入了全球化,上面两种影响就少不了。尤其像我前边讲的:今天西方那种“左起来国家要为百姓多掏钱,右起来国家要向百姓少收钱”的体制形成民众高消费高透支(欧洲表现为高福利高赤字)的激励,而中国那种“左起来国家就向百姓多收钱,右起来国家就少为百姓掏钱”的体制造成民众低消费高生产、正“需要”有人来透支他们。于是“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尺蠖这种“弓腰虫”是一种无脊椎动物,行动时一屈一伸像个拱桥;而“尺蠖效应”就是说,尺蠖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只朝着一个方向——在中国就是爽了利益共同体而坑了普通老百姓的方向。)就形成了所谓Chimerica(中美互补,其实也可以看成中西互补)现象,而且还似乎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互相依赖”。西方通过透支维持高消费并缓解其债务困境,中国通过“被透支”获得高增长并克服其过剩危机。但是这次危机使这样的全球化互动方式显出其不可持续性,于是在两边都出现了变革的要求。

由于目前阶段的危机在西方更为突出,而且西方言论自由,社会情绪也更外露,因此似乎是他们首先表现得乱了分寸。美国要加强监管,欧洲要降低福利,那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好日子难以为继,而民众也深感烦躁。于是有人说,美国也要向中国“学习社会主义”了。

但说实话,美国政府入市挽救大公司与其说是济贫不如说首先是“救富”,这连福利国家政策都算不上,何谈“社会主义”?至于奥巴马医改倒确实有福利国家的趋向,说是“社会主义”也可以,但这是西方固有的“民主社会主义”,说是学欧洲还庶几近似。说是学“负福利”的中国,岂不南辕北辙?

我曾指出宪政民主、尤其是普选民主天然有公共福利倾向。反对民主的李嘉诚先生说“民主将导致福利社会”(大陆也有因厌恶福利而反对民主的类似言论),就事实而言不能说他错。当然民主未必一定导致瑞典式的高福利,但民主制下不论高低,肯定会导致正福利,“负福利”在民主国家肯定是没有的。社会保障在西方也几乎与市场机制一样历史悠久,绝不是有了苏联式国家才开始的。所谓罗斯福“学苏联”、奥巴马是“毛巴马”之类说法与1930年代有人说罗斯福学希特勒一样,都是反对福利国家的右派人士攻击之词,福利国家的拥护者从来竭力否认。这只能说是极权国家的“国家管制恶例”给反福利人士提供了借口,使人们对民主国家的干预也心生疑虑,因而阻碍了福利国家建设。怎能反过来以这些“泼脏水”之词来证明社会保障就是学的极权国家?

恰恰相反,倒是今天中国正在出现的低保、全民医保和廉租房这类并非按特权身份分配、而就是面向贫弱者的福利制度,以及与过去的强制收容相反的、被描述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流浪者救济制度,才是我们改革前从未有过、如今向西方学来的东西。

但是,这当然不是说西方就不可能“学中国”。相反,自由与福利尽管都很重要,但目前这场与西方民众“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相关的危机的确使人眼热中国:那里的马儿可以不跑,而民众还必须供之以山珍海味,就像方绍伟先生最近概括的:“好政府日子难过”,“坏政府日子好过”,不学中国这日子好像没法过?

当然,这决不是向中国学“社会主义”。但“世界大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老实说,张五常这句话不是一点谱都没有。上海的李巨廉教授最近戏言:1949年“社会主义救中国”;1978年“资本主义救中国”,1989年“中国救社会主义”,2008年“中国救资本主义”。这最后一句其实就是:中国的“专政”可以免除“民主给资本主义带来的麻烦”。如果美国真的学中国,废弃民主,铁腕治民,右手取消福利:看你还敢消费?左手取消自由:看你还能消费?如此,美国人的“消费狂”症将立马消失。而美国的汽车企业不是因为“他们工人有力量”而陷入困境吗?跟咱学!取消了工会自治和罢工权利,工人只会自杀但绝不会闹事:谁闹事谁就是“破坏招商引资”,“专政”侍候!这一下,企业还不立刻就恢复了血汗工厂的“竞争力”!

但是美国人能愿意吗?!就算他们愿意,美国恢复血汗工厂来与我们竞争,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好处?我们会因美国如此向我们学习而感到很“光荣”吗?

假如西方“学习中国”:关于“昂纳克寓言”

说实话,中国无论政府还是民众确实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动机,因为我们的血汗工厂就是在别人学不来的条件下有了竞争力的。别人不学我们,我们尽管吃苦还能赚个“竞争力”和高增长,别人要学了我们,我们连这也赚不到,这苦可真是白吃了!

我们并不愿意别人也这么干。但问题是全球化竞争中“劣币驱逐良币”的压力客观存在。民主国家民众并不是当代才想“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但只有中国这个特大型的冤大头可供他们透支后他们才被惯成了这样。“福利国家病”并非今天才有,但只有中国这个特大型国家发挥“低人权优势”后,娇生惯养的福利国家才真正遇到了过不去的坎。近来一些欧洲国家由于危机压力下出台减福利、限移民的改革引起政治动荡的现象,是否可以看到某种“中国化”的端倪呢?

去年我曾跟德国朋友讲了个“昂纳克寓言”:东德前统治者假如没有遇到民主化,而是因羡慕“红磨坊”而放弃了乌托邦,在政治上保持柏林墙的情况下开放经济,用“专政”手段“招商引资”,把全东德变成个大号血汗工厂,那边的资本全给吸引过来,这边的廉价商品再覆盖过去。那时就不是东德的失业问题,而是西德的失业危机了!如果危机大爆发出了乱子,甚至东德统一了西德都不是绝无可能!即便不至如此,西德为了与东德竞争也必须学习“低人权”,实际上也就是被东德所“演变”。当然那就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而是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17世纪的资本主义打败了20世纪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专政资本主义”打败了“民主社会主义”!但是,你们东德人愿意看到这样的“胜利”吗?

显然,尽管民主统一后东德由于变成了和西德大体一样的高工资高福利高人权国家,西部资本宁可不远万里投奔中国,也不愿去东德“剥削”那里的民众,致使如今一些东德人因制造业不振失业率高而颇有怨言——但是,我描述的那种“胜利”他们更不愿看到。尤其是如今怨言更多的东德左派,就更不能接受血汗工厂的 “胜利”。而西德人不能接受就更不用说。所以那种“胜利”其实是双输之局——既是东西双输,也是左右(社会民主派和自由民主派)双输。

这与当年福格尔论证全美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有点类似:按他的逻辑,如果南方真独立了,也就是没有了与北方的经济一体化,那是不可能有效率的。但南北方经济一体化之下,北方却未必能靠“经济效率优势”改造南方(这是他真正的创见和引起争议之处)。甚至按他的“反事实推论”继续延伸的话,我们说北方反而会被南方所改造也说不定——如果北方资本大量南下(南方的奴隶受束缚,是无法大量北上的),而南方奴工制下廉价商品涌入北方,从而在北方引起大失业与混乱,那首先垮掉的可能倒是北方(如果不想垮掉就不得不向南方学习“低人权”,否则没法赢得这种条件下的“竞争”)。当然,如果北方真的垮掉,南方的“效率”也要完蛋,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优势,没了创新也就没了经济进步,包括南方奴工制可能引进北方技术创新导致的“效率”也就完蛋了。所以这样的“竞争”可能是双输之局。显然,福格尔认为是公正,而非效率,成为改造南方的动力。他实际上是以此证明南北战争的必要:只有北方通过战争强行改造了南方,解除了经济一体化下“低人权优势”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危险,北方的创新优势普及到全美,南北方的效率(当然还有公正)就都上去了。

当然如果南方能够自己完成改造,那就是南北双方之幸,也不会有什么“南北战争”了。美国的历史没有那么幸运。但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应当能够避免当年“经济全美化”的旧辙,因为走出旧体制、改变“低人权”的动力就在于我们自己!

假如中国学习西方:关于如何“反美”

总之,在如今这种全球化互动中,他们向我们学“社会主义”是根本没影的事,他们向我们学“低人权”在逻辑上倒是有可能,但那对他们对我们都不是好事。那么,假如我们学他们呢?如果通过“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的努力使我国的自由与福利都得到持续的进步,这实际上也就是上面讲的那种所谓与西方相反的“中国模式”的淡出和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过程。

问题是如今的“金融危机”出自美国,大家骂他还来不及呢,你反而要学他?!

但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中美的“病”既然是两个极端,则他们的“病因”就是我们的“良药”,这又有何可怪?就像肥胖病人摄入热量太多,我们干瘦病人学习他们多摄入一点热量,不恰恰是对症下药吗?

如果让欧洲、日本人学美国,那绝对是拆烂污。因为他们已经比较肥胖,当然不能愈发增肥!而我们摄入再多热量,离肥胖病还远着呢。别说什么“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得有20个地球”,其实谁都清楚,中国无论搞什么“主义”都不可能消费到那种程度。但是,改变一下我们只当苦力不消费的现状,不应该吗?咱们操心拉动“内需”已经十几年而苦无良策,美国的“内需”却旺盛得压都压不住。我们学学他那两下子,如何?

有人说:美国人靠先透支后赖帐剥削全世界来维持其高消费,太缺德,我们不能学。这话很对。

可是我们已经分析过:美国能够这么“缺德”一是靠美元霸权,别说我们,即便欧、日,没有这玩意也是想“学坏”都学不来的。即便就算我们建立了“人民币霸权”,像今天的美国一样,但是我们又上哪里去找另一个“中国”让我们透支呢?世界上“低人权国家”倒还有不少,可是都太小,供不起如此透支,否则美国也不会这么赖上咱们了!

所以我们即便再学美国,也不可能去透支别人。但是美国要透支我们也就不行了。他们的“恶习”不就被制住了吗?

如果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也能积极参与“人权全球化”,无论是“左派人权观”主张的社会保障,还是“右派人权观”主张的经济自由,还是左右派共同主张的人权观强调的政治自由、民主博弈都能得到发展。左手争福利但决不压自由,右手争自由但决不压福利——这一套在西方导致了“自由福利双过分”的“反向尺蠖效应”,但在我们这里,这不恰恰能够消除导致我们 “自由福利双不足”的尺蠖效应吗?有保障的人敢花钱,有自由的人会花钱,我们的“内需”还会是个问题?而可恶的美国人还能借我们如今对“外需”的依赖来 “剥削”我们吗?今天很多人恨美国,但要说“反美”,这才是反到点子上了。这也叫“师夷长技以制夷”吧!

然而,有些人提倡的“反美”却是另外的两种“反”法:

或者坚持市场全球化但抵制所谓“西方人权标准”,继续坚持我们的“低人权优势”,继续凭借这个条件低消费高出口让别人透支,也就是继续玩现今的这种 “Chimerica”游戏,甚至玩得更过火(否则补不了危机中暴露的美国窟窿)。那美国人恐怕会偷着乐呢!或者由于“反美”干脆连经济全球化也不跟他玩了,像以往的北朝鲜那样关闭国门。那美国人当然不乐意,问题是我们自己乐意吗?

简单地说,就我们自己而言,出路在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这不能仅仅理解为开党禁、搞选举这些狭义的民主。我过去说过,宪政制度固然包含一系列规则,但其实质都是要使统治者权受限而责可问。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件件具体问题上未必激进、但却持续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包括具体的民生问题。通过在这些问题上 “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逐步推进权责走向对应,也就是逐步走向民主化,消除“左手压自由,右手压福利”的尺蠖效应,产生“左手争福利,右手争自由”的“反向尺蠖效应”。当然,这未必能够保证继续维持以往那种GDP的“奇迹”式增长,但那种增长本来就难以持续,我们完全可以在追求正常增长的同时通过“自由、福利双增加”实现消费率的提高,使国内的增长成果分享更为合理,国际的全球化进程更为健康。

既学西方的自由主义也学他们的“社会主义”

自从美国实行反危机的国家干预政策以来,我们一些人突然感到很牛气:“现在美国也搞社会主义”了!但是我前面就讲过,要讲照顾穷人,要讲“他们工人有力量”,要讲福利国家和分配正义,甚至要讲对于“公有”财富(例如公共预算)公共性的保护,他们哪点不如我们?在左派看来美国也许不如欧洲(尤其是北欧),但是比起我们,何止“现在”?过去他们就一直比“负福利”的我国更“社会主义”!

就以住房、医疗而论,改革前中国与美国这两个领域的“福利”覆盖率差不多,但是,覆盖的方向却相反:他们从最弱势者覆盖起,而我们从最强势者覆盖起,这两种“社会主义”能一样吗?

因此在学习自由主义的同时,我们就不能学学他们的“社会主义”?

最近建设部领导提出要推进廉租房建设,这就是向他们学习“社会主义”嘛。要知道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这种制度。美国的住房福利与欧洲相比覆盖率是低的,只有10%。而我们过去哪有这种制度?改革前的“福利房”由“单位”按特权等级配给,农民没有份(但他们的“宅基地”却莫名其妙地被没收充了“公”),城市的“二轻企业”没有份,大中型国企工人名义上有份但也常常不落实,只有党政文教机关尤其头头是有保证的。这覆盖率也就是10%左右吧。但那些没有“单位”、因而也往往没有收入的可怜人,在他们那里正是住房福利首先要覆盖的对象,在我们这里却叫做“盲流”,要被警察抓起来的,他们自己搞个“窟”还被犁庭扫穴,还敢妄想什么福利房!现在建设部要搞针对穷人的廉租房了,还说“最后”也要考虑农民工的问题。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最后”是何时且不论,在仍然坚持南非式的“清除贫民窟”政策的情况下,就算到了“最后”,这廉租房让谁来申请呢?如果住在窝棚里不是要求廉租房的理由,而是被赶走、被“清除”的理由,难道让住豪宅的人申请廉租房?或者穷人尚未进城就预先给他们一套廉租房?或者不由申请,干脆抓人来住廉租房?

医疗问题也是如此。大家知道发达国家福利有高低,所谓低福利就是只管最穷的人,其他人都不管,美国就是这样。所谓高福利就是福利覆盖率大,不那么穷的人也管。例如美国通常被认为是福利过低,政府提供的福利性医疗保障覆盖率比欧洲国家都小。它只覆盖两种人:一个是65岁以上老人,一个是保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两种人占美国总人口的 18%。这个制度确实有问题,但为什么奥巴马的医改方案在民主框架下又那么难通过呢?很简单,就是因为美国原来那套制度已经解决了最弱势的18%的人的医疗,因此这18%的人并不支持奥巴马的医改,他们认为新增加一大笔开支会减弱国家将来为我们进一步搞福利的能力。而富人当然也不支持。很多反对美国医改的人最振振有辞的理由就是,没有医保的这一部分人是美国的次弱阶层,不是最弱的。明明买得起而你不愿买,让国家买单,让国家买单又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副作用,这是反对医改者的一个主要理由。

美国的医疗制度的确有毛病,实际上高福利有高福利的毛病,低福利有低福利的毛病。但是在他们这些国家所谓低福利就只保最穷的,所谓高福利是指不那么穷也可以保。而我们呢?我们国家提供的福利性医疗覆盖率有多高?改革前不会比美国高,美国是18%,我们那时享有公费医疗的人有多少?至少在改革前应该说很少,农民没有,二轻企业没有。大中国企只是工人本身有,但家属没有,而且大家知道报销标准有非常大的差距。前卫生部副部长退休后说中国的公费医疗资金 80%用在领导干部身上。你说这是低福利还是高福利呢?覆盖率并不高,但覆盖的方向和美国正好相反,不是覆盖最低的,而是覆盖最高层的,而且是从最高往下覆盖的。

中国最近几年在医保方面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大家都知道现在农民也开始有医保了,这个新农合和以前人们津津乐道的文革合作医疗不一样,以前的合作医疗国家不买单的,现在的新农合是国家买单的。2007年时,江苏省的新农合是走在前头的。当时国家规定新农合的医疗基金要达到每人50元,江苏省就超额达到每人76元。4300万农民参加了新农合。但他们能使用的福利性医疗资源其实还是很少的。而享有全额公费医疗,也就是可以任意动用国库不管花多少钱国家都给你报的那部分人,主要是官员,当年只有14万人,享有的福利性医疗资源每人6千元,加上其他几个阶层,用基尼系数算一下,福利性医疗资源在江苏省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7,而江苏省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不过0.4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是说二次分配以后江苏省的不公平不是减少了而是扩大了。

即使这样我仍然认为江苏省的医疗改革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原来农民医疗保障一点都没有,现在无论如何还给了他70块。从这个角度讲现在0.7的福利资源分配,负福利的成分比过去要小了,过去可能是0.8。现在中国的进步就在于负福利的程度在下降。但是即便离“零福利”也很有一段路,此后进入“正福利” 了,才谈得上低福利还是高福利的问题。

可见在我们这里,推进自由与推进福利绝不是矛盾的。当然,我们不能学到惯出了他们“恶习”的“自由福利双过分”的程度,但是要知道,我们离这种“双过分”有多远?

就福利而言,美国“为穷人当业主给全球投资者下套”当然太过分了,但我们对“农民工”的住房不仅根本不承担责任,还要禁止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做法不改,就连廉租房也谈不到,何况谈“业主社会”?

就自由而言,美国民营金融业的“过度创新”确实是要管管。可是我们对正常的民间金融、尤其是国有金融不过问的农村民间金融也不给生存空间,这不是另一极的“过分”吗?

结论是两句话:

要骂美国人的“恶习”,更要学美国人的民主。

要维护中国人的权益,就要改革中国的体制。